1948年林彪第一次见到邱会作时就任命他为总后勤部部长，破格录取自然令邱会作受宠若惊，而林彪笼络人的小心思这时就开始显现。邱会作人如其名，十分灵敏会做事，多年的从事财经工作使得他精于盘算。
特殊十年中，邱会作因为作风的问题，吃了不少的苦头，是林彪救了他，邱会作这才得以脱身。从此之后，邱会作对林彪更加感恩戴德，帮他做了不少不太和谐的事。
邱会作晚年深居简出，不怎么过问政事。但是每次采访，他都会提到一个人，这就是周总理。他说他最应该感谢的林副统帅，而是周总理，要不是周总理，他早就死了。
因为邱会作掌握的机密太多，唯恐出现意外给革命带来损失。于是某些领导认为他不太可靠，决定秘密除掉邱会作。也许是邱会作命不该绝，押往刑场的路上碰到了周总理，周总理下令释放他，这才捡回一命。
大家都知道，林彪帐下有“四大金刚”，都对他忠心耿耿，咱之前介绍过黄永胜、邱会作和李作鹏了，今天再来说说最后一位：吴法宪。
吴法宪是江西永丰县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一直做政委工作。据当年吴法宪的部下回忆，吴法宪这个人非常和蔼，在下属面前从来不摆架子，自己的任何东西，只要下属需要，就绝不会吝惜，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好领导。
比如在1935年，吴法宪分到了一条毛毯，但他自己从来没用过一次，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给战士们搭个屋顶，免得战士们被露水打湿。因此，凡是跟过吴法宪的人，都对他非常感激。吴法宪去世后，还有很多当年的老部下不远千里地赶来为他送行。
至于吴法宪为什么成了“罪人”，自然是起源于林彪对他的提拔。
本来以吴法宪的资历和能力，是不可能当上空军司令的，但林彪为了加强空军的控制，就任命他掌控空军。吴法宪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就对妻子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当然，吴法宪在本性上还是挺正派的，只要不是林彪特意点名，他就会尽量保全那个人，比如张爱萍。
“文革”时期，张爱萍受到牵连，有人搜到了他跟妻子的一封信，就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地污蔑张爱萍。报告送到吴法宪这里的时候，吴法宪批示道：“这样解释，根据是什么？”
1971年林彪事件后，吴法宪作为他的“四大金刚”之一，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跟邱会作、李作鹏一样，吴法宪对自己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丝毫没有隐瞒，还惭愧地说：“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我的罪太大了，只要不杀我的头就行了。”
鉴于他认错态度好，而且有战功，再加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在入狱7个月后，中央就安排他“保外就医”，在山东济南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安享晚年。
客栈在济南生活多年，对吴法宪的事也略有耳闻，据当年吴法宪的邻居们回忆，这位老人非常和善，经常带着个小马扎，在小区里跟人聊天，跟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没什么两样，丝毫都看不出这是当年显赫一时的空军司令。只是偶尔有军区的车来找他，大家才隐约知道，这位老人可不是一般人。
吴法宪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练习书法，结构严谨，气度雄浑，尤其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香港有人曾以两万美金求购。
但吴法宪并没有对此沾沾自喜，而是自嘲地说：“人家不是要我的字，而是要我的名，我是臭名远扬。”
因吴法宪特殊的身份，中央规定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因此，有人去问他“文革”中的一些事时，他都推说自己耳聋，听不见，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但他听到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的时候，却立刻瞪起眼来，反驳说：“说林彪不会打仗的人，他自己才不会打仗！”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病逝，享年90虚岁。
在吴老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吴法宪当年的老部下，也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了，还有很多跟吴法宪素不相识的人，也都来为他送行。从吴老的家到火葬场，沿途跟了一百多辆车，足足有上千人，都自发来为他送行。
吴法宪的女儿吴金秋动情地说：“他是被老百姓送走的。”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
邱会作是解放军后勤部门的元老，他从红军时代起便从事军队后勤工作。从1960年到1971年，他是解放军首任总后勤部部长。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李作鹏一起被捕，此四人被称为林彪的“四大金刚”。
落马、审判、关押、出狱、地方安置，四人的后半生命运皆如此。除了黄永胜由儿子黄正写了一本纪实文学著作《军人永胜》，其余三人皆留下了回忆录，全在香港出版。这四位曾经的军队高干早早脱离了体制，所以他们的回忆录跟从体制内离退休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相比，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邱会作的回忆录，虽然真实性需要考证，但写得尤为详细。
生命中的两个重要时刻
在邱会作大起大落的一生里，有两个时刻让他终生难忘，或者说这是改变他的命运的转机。
1934年的金秋十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邱会作做了许多后勤筹备工作，他不仅了解中央机关将退出中央苏区的秘密，还更清楚红军的真正实力。国家政治保卫局担心，邱会作开小差会给全军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便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处决）。
某个黄昏，邱会作被突如其来的人绑了起来，来人给他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不管邱会作百般辩解和喊冤，他还是被绑赴刑场。就在半路上，迎面走来了周恩来、邓发和邱会作的上司、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
据邱会作回忆，他死死盯着面带惊愕表情的周恩来，周恩来扭头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句话救了20岁的邱会作。死生一瞬间，邱会作念念不忘这次脱险，他把罪责归到王明的左倾路线上。
他得以幸存，但许多后勤部门的战友死于政治保卫局的清洗。政治保卫局的大清洗，带给邱会作以及同仁们深深的恐惧，这些恐惧远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们只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工作，谨慎得不敢多说话。
另一幕场景，是1971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来开会的“四大金刚”在这里被捕，在被带走前，邱会作噙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邱会作一直坚信，虽然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当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唯有如此，活着才有信念。
邱会作被中央警卫团战士带到地下室，直接上汽车，两边各有一名警卫人员将他的双手紧压住。当汽车进入位于顺义的卫戍区警卫3师营房时，邱会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红军时期的惊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短暂，只是瞬间决定了他的生死。而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捕，使邱会作就此从高位上跌落，且相比较“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众多党政军干部，邱会作没有获得平反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戎马岁月
在这两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外，邱会作的一生相比其他高级军官的回忆录，要显得平淡、枯燥些。这是由邱会作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于后勤工作。征粮、征集物资、筹办军饷、办副业生产、记账、建设兵站……
后勤岗位上缺乏一线指挥员亲临矢雨指挥战斗的种种精彩故事，因此在写回忆录时不容易出彩。但不惊心动魄并不意味他的工作不重要；相反，后勤工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战争说到底还是比拼资源消耗的过程。
邱会作是江西兴国县人，此地因“盛产”解放军将军，而被冠名为“将军县”。邱会作的一家三代都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的排长，哥哥早他加入红军并在长征中阵亡。邱会作从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做起，15岁加入红军，最初是当“超编的传令兵”。
邱会作还算读过几本书，这在红军中比较难得，所以他马上转任连部的文书。在执行完一次新兵护送任务后，他被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邱会作见证了清洗AB团运动，年幼的他一度以为自己所加入的共青团就是AB团，惶惶终日。他平安度过了反AB团时光，但亲眼所见刀砍脑袋、石头砸头的处决情形让他记忆犹新。
中共定都瑞金后，邱会作进红军学校学习马列理论、战斗条例、天文地理、数学和财务原理。他认为接触这些全新的文化，是一次启蒙教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总供给部，从此走上漫长的后勤工作之路。他最初担任机要统计员，统计全军人员、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除了部长杨至诚和政委叶季壮外，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这些机密。
长征前夕，除了差点丢命的那幕惊险外，他奉周恩来命令完成了一项机密任务——炸毁兵工厂、药品材料厂、仓库，埋掉浮财。一切工作由他指挥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班来完成。
长征开始，邱会作主管供给部队的行军，虽不需要冲锋陷阵，但负重翻山越岭不是容易的差事。沉重的负担让运输部队苦不堪言，最终中央同意轻装行军。邱会作因工作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四局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
有一件事让邱会作津津乐道，到陕西哈达铺时，邱会作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堆过期报纸。毛泽东正是从这里发现陕北有刘志丹红军活动的信息，这可视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红军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供应局长，为东征做准备。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大军云集在土地贫瘠的陕北，吃饭和穿衣成为迫在眉睫的两大难题。
邱会作及后勤同事们想方设法多方经营，也只能让大家吃个半饱，最后靠两种解决方法并行：军队开展生产，从延安分流更多人去各根据地。邱会作本人也被派往胶东，后改为豫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他于1943年受令回延安培训，在安徽到延安的路上跋涉了13个月，导致错过了延安整风。
抗战结束后，邱会作被派往热河，随后转战东北，任八纵政委，军队改番号后任第四野战军45军政委。之后的履历便是辽西会战、平津会战、衡宝战役。
从高处跌落
邱会作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对于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是一次重要学习机会。尤其是后勤工作，这是解放军首次走出国门作战，无法有效依仗就地征收和民工运输的两大法宝。邱会作在1954年重返后勤战线，从广州调往北京。
在全军现代化建设的草创阶段，邱会作面临的困难很多。国家经济实力的虚弱，使得主管物资分配的总后因为手头匮乏而很难处理好各部队提出的要求，挨骂成为常事。同时，很多功勋卓著的战将们以内战时期的经验，认定后勤不过是管柴米油盐的，只有看病需要点技术。因此，很多退居下来的人被塞入总后任闲职。邱会作一方面要在一片空领域里规划建设框架，一方面要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凭这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精细能干的人，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触动特定群体利益的事。
医疗卫生、财务制度、军服、物资供应、总后机构……邱会作做了一系列的修改调整，还有完成选择后方基地、战马生产等任务。三年饥荒时期，邱会作配合国务院的工作，调拨军队储备粮救济各省。他还秘密造访地方视察灾情，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在广西横县，县委书记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只会流泪示意，直到吃了邱会作一行带来的粮食后，方才能坐起来交谈。
困难形势下，全军只好开展生产救荒，并取得了效果，但邱会作也受到不少指责，如与民争利、破坏资源、生活改善会影响训练、出生产事故等等。熬过困难期后，又开始大力建设国防，到了1962年，则是全面备战。邱会作的最大任务是要准备300万军队作战一年所需的物资，他耗时6年完成。
此后，波及党政军高层的政治运动一波波卷来。先是罗瑞卿被打倒了，紧接着是“文革”爆发，邱会作被总后的造反派“红纵”揪斗一番，后得到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而脱险。随着林彪地位的升高，邱会作作为亲信自然步步高升，他在1967年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直至林彪事件。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这样的理念一直伴随他度完余生。当他下葬到故乡兴国县后，一块石牌上刻着周恩来在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称赞他是“称职的后勤部长和坚定的老红军”。
2002年8月5日，邱会作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低调举行，官方没有以“同志”称呼。历尽荣辱盛衰，一代风云人物就此化作历史。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天生的总理，放在古代就是天生的宰相，事无巨细，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正做到了“治大国如烹小鲜”。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周恩来的总理地位是无人能替代的。但在周总理自己心里，却有一个人能接替他的位置。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一位外宾跟周恩来很熟，就问起了他的接班人的事儿。周恩来指了指身边的一个人，说：“已经找好了，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邱会作，江西兴国县人。
后来，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件事。当时在场的还有叶帅和熊向晖，熊向晖后来也证实了这件事，想来不虚。
提起邱会作，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林彪的“四大金刚”，接下来还会想起他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正是他在总后勤部的工作，让周恩来对他非常欣赏，以至于想提拔他做自己的总理接班人。
就像周恩来天生就是总理的最佳人选一样，邱会作也似乎就是天生做后勤的高手。邱会作出身贫寒，没上过学，15岁就参加了红军，但他有两个天赋非常高，一是记忆力、计算力强，尤其是对数字，不管多么复杂的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绝不会再错；二是管理水平高，不管多么凌乱的东西，只要他一经手，立刻变得井井有条。如果生在今天，肯定也是物流公司争抢的顶梁柱。
1959年，邱会作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一干就是12年，是新中国任职最长的后勤部部长。这其中当然也有林彪的因素，但实话实说，邱会作在后勤部确实也做的非常好，“文革”初期，邱会作被红卫兵批斗，周恩来就站出来为他说话：“邱部长是我军历来最优秀的后勤部长，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
其实，邱会作与周恩来的渊源早在1935年就开始了。当年，红军要撤离江西，邱会作负责善后，把带不走的文件、机器都找了个地方埋了起来。但有一位领导为了保密，竟然想要把邱会作杀掉灭口，正在邱会作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周恩来正好路过，就问怎么回事。
那个领导说了他的顾虑，周恩来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我吧。”
就这样，邱会作被周恩来从枪口下救了出来，也被邱会作记了一辈子。后来在长征中，周恩来病重，走不了路，正是邱会作一步一步把周恩来抬了出来。
邱会作虽然跟着林彪做了一些错事，但这个人品行上还是值得称道的，尤其是知恩图报。
还有一次，谭政受到批判，被安排在总后勤部，成了邱会作的属下。大家都知道，谭政在四野时担任政治部主任，是邱会作的上级。这次被安排到总后勤部，邱会作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官大而轻慢当年的老上级，而是专门给谭政安排了一个轻松的工作，而且每天中午都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吃饭，对他非常尊敬。
有一次，邱会作的儿子问他：“这个撅着嘴的老头子是谁？你怎么对他这么尊敬？”邱会作冲他一瞪眼，说：“他是你爸上级的上级，就像你爸爸的爸爸！”
林彪空难后，邱会作作为他的“四大金刚”之一，自然也受到了冲击。对于自己的罪行，邱会作丝毫没有隐瞒，而是很痛快地承认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并专门写了一份《认罪书》，在法庭上当众宣读。
我前几天写过林彪的另一位“四大金刚”之一李作鹏，也是在审判中供认不讳，丝毫不提林彪的指示，看来林彪交这些朋友真是值了。
“四大金刚”入狱后，伙食不是很好，黄永胜就给毛主席写信，申请改善伙食。毛主席批示道：“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
正如后来陈云所说：林彪集团跟四人帮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有战功的。
在晚年时，邱会作每天都要练习书法，而且写的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因为“毛主席的诗词里面有大智慧”。在那一代人心里，毛主席就是神一般的存在。XLW
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晚年装聋作哑得善终
他的晚年是四大金刚中结局算是最好的一个，他就是吴法宪。
据许多革命将领说，吴法宪还是比较正派的一个人，只不过后期有点恋权，林彪将其提拔到了空军司令的位置，幸亏吴法宪良心未泯，只要不是林彪特别点名要整的人，他一般都会尽力保全别人。
吴法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十二军第一0五团青年干事，第六十四师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
吴法宪本质上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从红军小兵到将军，他不管对谁，都很和蔼，而且为人大方，许多部下都很感谢他的照顾，后来吴法宪出狱在家中，也依然有不少老部下去看他，足见他的为人。
四大金刚被审判判刑，吴法宪对自己的错，认罪态度良好，承认自己是有野心，老实交代所有罪行。中央鉴于他的良好态度，而且身体也不好，在其被关了7个月后，中央就安排他“保外就医”。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齐鲁医院去世，享年89岁。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是林彪的爱将，也是林彪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在913事件之后，四大金刚淡出历史舞台，那最后他们有着怎样的结局？曾亲自参与“林彪案”审判工作的检察员图们撰文披露了那些林彪爱将的结局。
1 黄永胜：心中不服，最早去世
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黄永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
1981年，这名原解放军总参谋长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黄永胜被判刑后，中央有一个精神，对黄永胜这样历史上有战功的人，在生活待遇上是从优的，因此，黄永胜在狱中的待遇很好。但是，黄永胜心中一直不服气，有抵触情绪。
由于心中苦闷，他的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不久就重病缠身。到1983年，他病得已经相当重了。
中央对黄永胜的病情十分重视，派了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给他用最好的药物。无奈，黄永胜病得太重了，高明的医生和上好的药物，也挽救不了他。
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病故，享年73岁。
2 邱会作：生活拮据，无钱订报
1981年，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邱会作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届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明。同年10月，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
邱会作一生大半时间从事军队财政经济，对中国经济改革颇为关注。写作、读报、闲谈成为邱会作的生活爱好。
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病逝，享年89岁。
3 吴法宪：戴口罩买菜，有人登门求字
1973年8月，曾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同年，吴法宪保外就医，被安置在济南，平日写回忆录。他同妻子陈绥圻如胶似漆，形影不离，他怕被人认出，经常戴着口罩陪同陈绥圻出入菜市场。但没想到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
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早年读过私塾的吴法宪，还在家钻研书法，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
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在济南去世，享年89岁。
4 李作鹏：不肯改名，不出国出书
1971年10月，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因“九一三事件”被押，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后来李作鹏因身体不佳获得保外就医，被安置在太原。他在山西省委新修的宿舍里，有两套房子。
其妻董其采开始不愿同往，要求彻底平反后才去。工作人员让她在她的谈话记录上签字，董其采不敢签字。最后与李同去，外地子女时常前往相聚。
李作鹏晚年写了两部回忆录：《盖棺论英雄——我所认识的林彪》《沙场回忆》。有书商找李作鹏商量，要他改名出书，否则就只能在国外发表。
李作鹏说：“不，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存给老鼠啃掉。”书商悻悻而退。
2009年1月3日，李作鹏逝世，享年95岁。 （综合《北京日报》《党史博采》）
林彪一生有三个子女，林晓霖、林立衡、林立果，这三个孩子如今生活如何呢？有没有受到林彪事件影响呢？
林豆豆，本名林立衡，生于1944年，是林彪和叶群夫妇唯一的女儿。在“文革”特殊的年代，她曾担任过《空军报》的副总编，显赫一时，备受世人关注。2002年5月18日，一家名为“黄鹤大酒楼”的湖北餐馆在北京崇文门幸福大街开张了。这家酒店的“掌柜”不是别人，正是林豆豆。
除了叶群，文化大革命中，林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参政，他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如今他随着父亲一块埋骨异域。
林晓霖是林彪和前妻张梅的女儿，当年张梅被称为“陜北一枝花”。林晓霖认为父亲林彪后来有“九一三”事件这样的悲惨结局，与叶群有很大的关系。
“9.13事件”之后，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她如今是已经68岁退休在家的普通军人。她为人单纯、朴实、低调，多年来很少为社会关注。XLW
翻开林家大湾保存的《林氏宗谱》，林彪的名字后面写着三个妻子，列在第一位的是汪静宜，虽然这位妻子从来没有进过林家大门，但是她为林彪守寡终生，终身未嫁。
在林彪的家乡有一种说法：林彪祖居本来是王气冲天的，林彪出来革命后，把他的未婚妻抛弃了，此女终生未嫁，日日对着林彪家流泪。怨女阴气重，把林彪的王气给冲没了。
为此事，有人曾专门采访过林彪的一个秘书，下面的故事是他亲口说的。
1924年，林彪父亲林明卿为他说了一个媳妇。女方叫汪静宜，也是林家大湾人，1907年12月6日出生，只比林彪晚生一天。
汪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有一年，两名盗贼翻墙进入汪家躲藏吃住四十天，还未被发觉。可见汪家房屋之大，财产之巨。
汪家恪守祖训，不许女子读书。汪静宜出身豪门，却不识字。林彪雄姿英发，必大发。汪家看准这一点，欲嫁女。
林彪拗不过二老，遂同意订婚，心却不喜，投身黄埔，自此一飞冲天。
抗战后期他与叶群结婚，生了立衡和立果。
1949 年，四野滚滚南下，林彪衣锦还乡。克武汉后，林彪任湖北最高军政首长。林明卿来武汉看他，告知：汪静宜还在苦苦等他。
林彪叫我去林家大湾处理此事，并拿出三千块钱送给汪静宜，还给了一张林彪与叶群的合影，让我交给汪，当是绝其心念之意。
汪静宜不算漂亮，年轻时有点胖。在林家大湾她最出名的是一头青丝，头发如瀑布般倾泻下来，茁壮，浓烈。她最爱梳头，常常在镜前一坐就是半日，头发是她的珍宝。
姑娘颇有心计。林彪来相亲那天，白天她死也不出闺房，答应天黑以后再出来。姑娘怕白天林彪看清自己长相，想用黑暗作掩护。
她在门缝里瞅了林彪一眼，立刻就被征服。林彪年轻欲滴，浓眉似刀，目光带电。自进汪家大门，他一直沉默。
林彪的沉默总是带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夜幕垂下，汪静宜与林彪见面。
她不看他，他也不看她。她不看他，是害羞；他不看她，是不愿。
汪静宜闺房前有一株梨树，梨极甜。汪静宜为林彪摘了一只，她鼓足勇气向林彪福一福，把梨递给他。
林彪咬了一口，水直冒，说：“好吃。”
人们出去，屋中只余他俩，汪姑娘窘得要命。偏在这种时刻又出事，她对着一张椅子坐下去，椅子竟哗啦一下散了。许是早不结实，为什么却挑此时崩溃？她脸通红，惭愧低头。
二人分手后，林彪再也没有见过汪静宜，汪姑娘则偷偷见过林彪几次。
林彪一去如黄鹤。汪静宜等了一年又一年。
屋前的梨花开了又谢。每当梨子成熟时，汪静宜都要挑一筐最大最好的，留给林彪。梨儿渐渐死去，姑娘的心不死。
平型关大捷时，北方飘来一缕荒信儿，传林彪做了八路军的大官。
汪静宜坚信林彪会回来娶她，她常倚门而立，眺望湾前的大路，看有没有军人朝她家走来。
我到林家大湾后，先向汪静宜父亲讲明来意。汪父垂泪，久久无语。
汪父领我去见汪姑娘，姑娘正在梳头，她的神情高贵得像个公主。端坐，端庄，嘴角噙着一缕微笑。好头发！黑如墨，密如林，亮如镜。
头发无岁月，梳下有春秋。
姑娘已四十，不知老将至。
姑娘不美，但不胖。梳妆桌畔有一小筐梨，正是果实成熟时。枝头低垂，似为痴心的姑娘伤感。
我对汪静宜讲明来意，无疑将她推进了无底的深渊。姑娘晕过去，汪家人哭成一片。
二十年守望成烟，钢铁亦惨烈，何况弱女纤纤？姑娘醒来后，捂着脸跑出去。人们寻遍全湾，不得。
汪父说：“一定在迥龙山后那条小道上。”
林彪从上浚新小学开始，为练脚劲，在两腿上各绑一个沙袋，跑着上学。林母发觉后不许他这么做，他便放学后到迥龙山后小道上奔跑，往往入夜才回家，数年不缀。
与汪静宜相识后，姑娘听说这个秘密，常趁夜色到小道。她不敢打扰未过门的夫君，藏在树后深情地注目。
小道是湾里人为取石料而建，路上常有碎石。汪静宜便在林彪之前先到，把路中稍大的石头拣去。她怕林彪绊倒，她这样做了大半年。林彪走后，姑娘还爱去那里。
汪静宜果然在小道上。月亮升起来了，清辉满山，姑娘的身形象一个幽灵。汪父拉女儿回家，汪姑娘扑进父亲怀里大哭：“爸，我苦啊…”。
回到家里，我把林彪与叶群的照片交给汪姑娘。二人都着军装，打绑腿，背上各背一个斗笠。
汪姑娘看也不看就撕掉。人们离去，汪姑娘又把照片粘起来，旋又撕掉。就这样粘了撕，撕了粘，一夜数遍。
次日，我要回武汉，去汪家告别。
噫！仅一夜，姑娘剧变。
昨日人面桃花，今日死。昨日闺女，今日妇人。她的头发盘起来了。她头顶有一缕白发，那是昨天夜里长出来的，盘起的头发正好将白发遮住。
姑娘已平静，穿戴齐整，眉宇间又可见那高贵的神色。
我将林彪给的三千元钱交给她，她默默收下。
那天早饭，汪姑娘吃了满满一碗米饭，又盛一大碗。
汪父吃惊地望着女儿，姑娘开始吃第三碗时，汪父忍不住了：“伢，你疯啦？”
姑娘不言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腮帮子鼓鼓的。两行清泪从脸上无声地淌下，淌进碗里，被她和着饭咽下去。
49年后，天地大变。穷变富，富变穷。旧社会吃人者，新社会被人吃。
汪静宜家被划为地主，汪静宜三哥做过国民党的官，被镇压。汪父病死，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一生没大过，但有一大错，就是没让我家静宜读书识字。如果我的女儿有文化，林彪不会这样对待她。”
汪静宜有一个侏儒妹妹，也未出嫁，两个老姑娘相依为命。
房屋田地被分光，看在林彪的面上，只留下汪姑娘的闺房给她俩住。
有人劝汪姑娘嫁人，姑娘说：“作事不正后人讥。育容，（林彪原名）找了人，我不找人。他把话给别人说，我不能让人家指责。玉碎不改白，竹焚不改节。我生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
1960年，湖北大饥。林家大湾遣人向林彪求援，顺便说到汪姑娘事，告林彪汪姑娘还在等他。
林彪心中一颤：“她还在等我？”
这一霎间，有一丝红晕从林彪苍白的脸上闪过。林彪与叶群商量后，决定接汪静宜到家里来作保姆。我第二次去林家大湾。
尽赤地，人相食。这些年汪静宜生活极为困苦。她会做布鞋，妹妹外出收破布做鞋壳，她纳鞋底。时间一长，她的右手指被勒了几道深深的沟。
她卖鞋换些钱粮，媒人屡碰壁。
前些年，一个生产队长打她的主意，汪静宜坚拒。生产队长怒道：“没有男人的臭婆娘！”
汪姑娘哭了一场，对妹妹说：“就是没有男人也装着有吧。”
从此，她见了林明卿就喊爸爸。她叫得很坦然，倒是林明卿脸红红的象偷了人家东西似的。
我又见到了汪静宜。姑娘老矣！她正坐在梨树下纳鞋底，旁边摆着几双布鞋。她脸上涌起皱纹，愈瘦。头发依旧多，只是黑白相间了。
她纳得很专注，阳光很好，能见她手中银光。
一个衣着象干部模样的人在她面前停下，她一惊，针扎了手，手指上绽开一朵小红花，她俯下头去吮吸指头，一绺灰白的头发耷拉下来。
那人说： “买鞋。”放下钱，却不拿鞋。
汪静宜把鞋递过去，那人不接，走掉。
这是个好心人，接济可怜的汪姑娘呢。汪姑娘追上去，硬要把钱还给那人。“我不能白收你的钱。”那人只好取一双鞋。
我把来意讲了。以为汪姑娘会爽快应允，不料她脸色一寒，说：“我不去。”
我说：“叶群同志再三说，你一个人在农村太辛苦了，一定要接你到北京去。”
汪静宜冷笑一声，进屋去了。
人们在门口等待，希望汪静宜转意。
片刻，妹妹汪金宜出来，说：“我姐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你们不要劝了。”
我不死心。晚饭后，我又和村干部去见汪静宜。
汪姑娘和妹妹都不在，村干部一拍脑袋：“是了！”他说，某村民老婆今晚生孩子，汪静宜准在那儿帮忙。近年来，湾里每有生殖喜事，汪静宜总去。
她爱孩子，爱服侍产妇，人家也乐意她去。
有一规律：去时甚喜，回来郁郁。有时还病一场，当是触景生情。
汪静宜五十多岁了，与她同龄的女人大多儿孙满堂，而她仍是孤独一人，内心苦海无涯。
有一年，湾前河里漂来一具肮脏的塑料玩具娃娃，汪静宜捞起来，洗净，放在床边。
人间悲情莫过于此。生为女人，却被剥夺了作妻子和母亲的权力。看着别人行使这权力，她又怎能不陷入灵与肉的挣扎？汪姑娘，你柔弱的躯体内盛着怎样一颗强大的心？
村干部去寻她，在小河边，正碰上回家的汪姑娘姐妹。汪姑娘喃喃道：“生个孩子三桶血。”声颇悲凉。
忽然她一脚踏空，掉进小河。河甚浅，她自个儿爬起来，对妹妹道：“河水原来是烫的。”
林彪听说了汪姑娘的情况后，没有再问什么，看得出，他心里很不平静。叶群眼睛也湿润了。
后来，她指示黄冈地区政府给汪静宜颁发了一个“光荣革命老人”证书，能享受地方一些特殊照顾。汪姑娘死后，证书由她妹妹保存，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被追回。
1963年秋，黄冈市委来电：汪静宜病重。林总叫我再去林家大湾。
近一年，汪姑娘身体差极，咯血。
昨天早上起来，她说：“时辰到了。” 要妹妹扶她到迥龙山后小道。
她无力地坐在一块山石上，用深深的目光将这熟悉的小道抚摸。
四十年前，一个少女在此燃烧。今天，一个老人在此涅盘。
人生难久，青山也白头，唯有凄美的爱情永远风流。
妹妹哭了，姐姐反而无泪，她的泪已经流干了。
她平静得象一尊石像。回到家里，她便躺下。
我匆匆来到汪静宜家。梨树苍老了，梨树抽泣，枯叶簌簌降下。
汪姑娘躺在床上，妹妹正在床前炭火盆里烧东西，是一些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字。
我登时醒了：汪姑娘曾偷偷学文化。这个姑娘是抗战到了最后一刻呵。
我落泪了。
汪静宜对妹妹说：“金宜，给姐姐梳梳头。”
妹妹扶她坐起，她头发全白，却依旧茂密。妹妹轻轻梳着，汪姑娘嘴角又浮出一缕若有若无的微笑。
弥留之际，汪姑娘叮嘱妹妹：“在我死后，可将我埋到山上。在我的坟墓旁边，请替我掘一个空穴，那是他的…”
说毕，汪姑娘眼睛永远闭上了。
后来我听说，在这同一时刻，北京，林彪正坐在明亮的书房里晒太阳，一只燕子猛地撞到玻璃上，死了。
林彪说：“汪静宜死了。”
人们整理汪静宜遗物，看到了那张被她撕掉又粘起的照片，照片已发黄。照片下有一个小布包，那是林彪当年交给她的三千元钱，一分不少，全在这里。
【编后语】
中国历史上，每个风云显赫的人物背后似乎都有一个凄惨的爱情故事，汪静宜和林彪，前者像个出土文物，而后者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任谁也无法把他一笔抹杀的最显赫人物之一。
一个爱得十分凄美，冷冷清清终身未嫁，带着对如意郎君的绵绵守望和无限期许，在终生没有走出的林家湾寂寞地走向死亡。
另一个则爱的万分凄惨，轰轰烈烈终生相守，在钟鸣鼎食之家享受了极品的荣华富贵之后，葬身于异国他乡的温都尔汗。
这两位对爱情都出离执迷的人，终于在死神的面前，实现了二者在黄泉路上的殊途同归。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爱一个人，是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的。
因为，凡是能用道理说明白的东西，那不叫爱情，叫事情。
汪静宜，这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以自愿守活寡的方式度过了她既平淡无奇又凄美贞烈的一生。在终结她一生对育容的守望时，临死之前给心上人在自己身旁留下的一个位置的意境，是这个故事中，最能直击人心房的细节。
爱和被爱的能力，恐怕是人这个物种最值得骄傲的一种能力。
如果没有金钱、权力对爱情的玷污，我想，所有人的爱情都会大同小异。事实上，古今中外，那些最能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由凡夫俗子们创造和谱写。
汪静宜的现实世界确实凄苦到不堪诉说的境地；然而，她的精神世界却美到了极致，因为她就是死神来敲门时，也依然保有了澄明的心境：
尽管她明白在生时，她得不到自己所钟情的人；但她自始至终都知道，谁是可以在九泉之下和她同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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